楊絳：吾先生—舊事抬零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華後不久，發現燕京東門外有個果園，有蘋果樹和桃樹等，果園裡有個出售鮮果的攤兒，我和女兒常去買，因此和園裡的工人很熟。
園主姓虞，果園因此稱為虞園。虞先生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園林學家，五十多歲，頭髮已經花白，我們常看見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樹，和工人一起勞動，工人都稱他“吾先生”——就是“我們先生”。我不知道他們當面怎麼稱呼，對我們用第三人稱，總是“吾先生”。這稱呼的口氣裡帶著擁護愛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藹可親。小孩子進園買果子，拿出一分兩分錢，
我和女兒去買果子，有時是工人掌秤，有時虞先生親自掌秤。黃桃熟了，虞先生給個籃子讓我們自己挑好的從樹上摘。他還帶我們下窖看裡面儲藏的大筐大筐蘋果。我們在虞園買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運動剛開始，我發現虞園氣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大約一兩個——不稱“吾先生”了，好像他們的氣勢比虞先生高出一頭。過些時再去，稱“吾先生”的只兩三人了。
有一天我到果園去，開門的工人對我說：
“這園子歸公了。”
“虞先生呢?”
“和我們一樣了。”
這個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稱“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後來仍堅持稱“吾先生”的那派，大約是中間順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會變成“工人階級”，大約和其他工人那樣，也算是園子裡的雇員罷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資。
一次我看見虞先生仍在果園()裡曬太陽，但是離果子攤兒遠遠的。他說：得離得遠遠的，免得懷疑他偷果子。他說，他吃園裡的果子得到市上去買，不能在這裡買，人家會說他多拿了果子。我幾次勸他把事情看開些，得隨著時世變通，反正他照樣為自己培植的果樹服務，不就完了嗎?果園畢竟是身外之物呀。
沒幾年果園夷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園舊址已無從尋覓。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日
楊絳：憶高崇熙先生—舊事拾零
高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認他業務很好，可是說他脾氣不太好，落落難合。高太太善交際，所以我們夫婦儘管不善交際，也和他們有些來往。我們發現高先生脾氣並不壞，和他很合得來。
大約一九五○年，清華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廠，高先生當廠長。他們夫婦遷進工廠，住在簡陋的辦公室一般的宿舍裡。我們夫婦曾到他新家去拜訪過兩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個星期日，
我們進了工廠，拐彎曲折，到了高氏夫婦寓所，高太太進城了，家裡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獨坐在又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裡，對我們的拜訪好像出乎意外，並不歡迎。他勉強請我們坐，拿了兩隻骯髒的玻璃杯，為我們斟了兩個半杯熱水瓶底帶水鹼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強，和我們酬答也只一聲兩聲。我覺得來得不是時候，坐不住了，就說我們是路過，順道看看他們，還要到別處去。
高先生並不挽留，卻殷勤送我們出來：送出客堂，送出那條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我們請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廠的大門口。我記得大門口站著個看門的，他站在那人旁邊，目送我們往遠處去。我們倆走入麥田。
我說：“他好像不歡迎我們。”
“不歡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該走了。”
我說：“他大概有事呢，咱們打擾他了。”
“不，他沒事，他就那麼坐著。”
“不在看書?”
“我看見他就那麼坐著，也不看書，也不做什麼事。”
“哦，也許因為運動，他心緒不好。”
“我問起他們廠裡的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我覺得他巴不得我們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這話不錯。他簡直依依不捨似的，不像厭惡我們。我說：“也許他簡慢了咱們又抱歉了。
“他也沒有簡慢。況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嗎?”我們倆自作聰明地捉摸來、捉摸去，總覺得納悶。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著臉，他只是笑得那麼勉強，那麼怪。真怪!沒有別的字可以形容。
過了一天，星期二上午，()傳來消息：化工廠的高先生昨天自殺了。據說星期一上午，工間休息的時候，高太太和廠裡的一些女職工在會客室裡煮元宵吃呢，回隔壁臥房見高先生倒在床上，臉已變黑，他服了氰酸。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他大約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經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進城。
事後回想，他從接待我們到送我們出工廠大門，全都說明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們糊塗，沒有及時瞭解。
冤案錯案如今正一一落實。高先生自殺後，高太太相繼去世，多少年過去了，誰還記得他們嗎?高先生自殺前夕，撞見他的，大概只有我們夫婦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高太太相繼去世，多少年過去了，誰還記得他們嗎?高先生自殺前夕，撞見他的，大概只有我們夫婦倆。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