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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中年是下午茶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

中年最是尷尬。天沒亮就睡不著的年齡。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只有哀愁沒有憤怒的年齡。中年是吻女人額頭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齡;是用濃咖啡服食胃藥的年齡。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飯還是饅頭;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蔥爆羊肉都還沒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會是清蒸石斑還是紅燒豆腐也沒主意。至於80歲以後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餅乾?一杯牛奶?總之這頓下午茶是攪一杯往事、切一塊鄉愁、榨幾滴希望的下午。不是在倫敦夏蕙那麼維多利亞的地方,

更不是在成功大學對面冰室那麼蘇雪林的地方,更不是在北平琉璃廠那麼聞一多的地方;是在沒有艾略特、沒有胡適之、沒有周作人的香港。詩人龐德太天真了,竟說中年樂趣無窮,其中一樂是發現自己當年做得對,也發現自己比17歲或者23歲那年的所思所為還要對。人已徹骨,天尚含糊;豈料詩人比天還含糊!中年是看不厭台靜農的字看不上畢卡索的畫的年齡:“山郭春聲聽夜潮,片帆天際白雲遙;東風未綠秦淮柳,殘雪江山是六朝!”

中年是雜念越想越長、文章越寫越短的年齡。可是納坡可夫在巴黎等著去美國的期間,每天徹夜躲在沖涼房裡寫書,不敢吵醒妻子和嬰兒。陀斯妥也夫斯基懷念聖彼德堡半夜裡還冒出白光的藍天,

說是這種天色教人不容易也不需要上床,可以不斷寫稿。梭羅一生獨居,寫到筆下約翰.布朗快上吊的時候,竟夜夜失眠,枕頭下壓著紙筆,輾轉反側之余隨時在黑暗中寫稿。托瑪斯.曼臨終前在威尼斯天破曉起床,沖冷水浴,在原稿前點上幾支蠟燭,埋頭寫作二三小時。亨利.詹姆斯日夜寫稿,出名多產,跟名流墨客夜夜酬酢,半夜裡回到家裡還可以坐下來給朋友寫16頁長的信。他們都是超人:雜念既多,文章也多。

中年是危險的年齡:不是腦子太忙、精子太閑;就是精子太忙、腦子太閑。

中年是一次毫無期待心情的約會:你來了也好,最好你不來!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撲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裡跳跳蹦蹦鍛煉身體,

說是將來好搶先結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裡一陣滾熱,千萬隻精子爭先恐後往閘口奔過去,突然間,搶在前頭的那只壯精子轉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問他幹嘛不搶著去投胎?那只壯精子喘著氣說:“搶個屁!他在自瀆!”

“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裡”。這是中年。《晉書》本傳裡記阮鹹,說“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燦目。鹹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不能免俗,聊複爾耳!’”大家曬出來的衣服都那麼漂亮,家貧沒有多少衣服好曬的人,只好掛出了粗布短褲,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中年是“不能免俗,聊複爾耳”的年齡。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

童年不再是清純無憂的歲月。二次大戰期間,

大半個世界的孩子們都在戰機槍炮和軍服皮靴的號聲血光中長大。戰後政經社會的轉型縱然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提升,家庭結構卻隨著價值觀的蛻變而顯得脆弱虛浮了。婚變或死亡所造成的破碎的家,給了下一代的童年蒙上一層落寞彷徨的陰影。然後是資訊隨著影像科技的發達傳入千萬個家的電視機裡:孩子們在悲歡離合的真假故事中早熟了。人類進入沒有童謠的年代。

波蘭女演員畢特最近對傳媒講述納粹時代的童年舊事。她小小年紀跟著母親關進集中營裡。希特勒氣數漸盡的時期,党衛軍開始關閉一些集中營,分批殺掉營囚,毀屍滅跡。軍隊荷槍要他們排隊走進一片樹林。蘇俄飛機突然飛過來向德軍開火。

畢特的母親拖著她一個箭步撲倒在壕溝裡,伏身趴在地上死死把女兒壓在懷裡。飛機飛走了,衛隊命令營囚再往前走。她母親裝死,動都不動。一名衛兵踢了她幾下,確定她中彈死了,轉身跟整隊營囚一起走掉。畢特的母親緊緊抱著她親個不停,滿臉是淚:“我們活下來了!”

暴君鐵蹄下的苦海故()事,太平盛世的孩子只能從電視螢屏上去體會。可是,《今日美國報》記者威爾遜最近在飛機上邂逅10歲小傑夫的情景,卻是20世紀末現代人最深刻的心靈寫照。威爾遜坐飛機不愛說話愛看書,尤其怕小孩吵鬧。小傑夫跟媽媽和弟弟坐飛機去探親。

威爾遜很不情願地讓了靠窗的位置給他坐。小傑夫斷斷續續跟他談故鄉事:割一次草賺5塊錢;學校老師還算不錯;最喜歡的鳥是禿鷹。

然後他幽幽地說:“我爸4月剛死了。”威爾遜心中一沉。小傑夫很冷靜,拿出爸的照片給他看,說是患癌症死的:“他是個好人。”說著沉默了好一陣子,終於硬轉了話題說他家裡有3只小貓。飛機降陸了,威爾遜遞了一張名片給小傑夫。他說:“你忘了臺詞。”威爾遜說:“什麼臺詞?”他說:“這是我的名片。”威爾遜學他說一遍。“謝謝,”他說,“我會給你打電話。”威爾遜真的會等他的電話:孩子教會了他怎麼看人生。

董橋:文章似酒

春節前兩天,收到倫郭書商寄來V.S.Pritchett的新文集A Man of Lettrs,燈下翻讀,滿心喜悅。我近年愛讀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說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學有識有情,這次讀他的書中自序,尤其傾倒。他慨歎英美文學傳統中的“文人”過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風變了,文人真筆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後寥寥幾個在應景而已。他們大半沒有風靡讀者,不教書,也算不得是學人,只管給一些倖免關門的報刊寫文章療饑。這些人既不作興輔陳高論,反而一心維護文化的靜觀價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條統領天下之際,難免又分外關懷文字的命運,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藝術等如虛度”之說。傳統文人下筆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寫洋洋幾十頁;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為幾欄文字,多了人家嫌長:

二次大戰初期,英國紙張限量配給,有期刊請Pritchett撰文介紹通俗書,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結果還是刪去五十字。機緣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講求簡潔;數十年訓練下來,文章越練越短,終成風格!

我不難領會Pritchett這番心境,讀後整個春節竟過得很踏實。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劉大任從紐約寄來的《秋陽似酒》,那份喜悅也盈然注滿心頭。我非常喜歡劉大任這批袖珍小說,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鶴頂紅》給我發表的時候,我一讀再讀,覺得小說寫到這樣簡潔這樣深遠,真可以當詩下酒了,難怪楊牧點出“當年劉大任的詩勾劃著小說的情節,如今他的小說為我們兌現了詩的承諾”。大任說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賈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下筆於是不惜削、刪、減、縮;真是妙喻。

愛讀Pritchett,愛讀劉大任,無非因為他們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時代裡閃耀出智慧小火花的文人。當今文章粗糙浮淺成風,讀到這些又綿密又雋永的作品,終於教人想起倫敦法學協會內殿中殿裡天天早晚照料一百○二盞煤氣燈的那位老頭。倫敦城裡聽說還有一千四百盞煤氣街燈,大都裝上時間控制器自動燃熄,只有法學協會殿內這一百○二盞是靠那老頭天黑之前一盞一盞的點、天亮之後又一盞一盞的熄的,每巡總要花上一個半鐘頭。時代那麼新,方法那麼舊,想來也是為了應景:劉大任這些文人總()算寂寞了,說也堪驚!

一九八六年二月

他慨歎英美文學傳統中的“文人”過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風變了,文人真筆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後寥寥幾個在應景而已。他們大半沒有風靡讀者,不教書,也算不得是學人,只管給一些倖免關門的報刊寫文章療饑。這些人既不作興輔陳高論,反而一心維護文化的靜觀價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條統領天下之際,難免又分外關懷文字的命運,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藝術等如虛度”之說。傳統文人下筆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寫洋洋幾十頁;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為幾欄文字,多了人家嫌長:

二次大戰初期,英國紙張限量配給,有期刊請Pritchett撰文介紹通俗書,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結果還是刪去五十字。機緣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講求簡潔;數十年訓練下來,文章越練越短,終成風格!

我不難領會Pritchett這番心境,讀後整個春節竟過得很踏實。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劉大任從紐約寄來的《秋陽似酒》,那份喜悅也盈然注滿心頭。我非常喜歡劉大任這批袖珍小說,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鶴頂紅》給我發表的時候,我一讀再讀,覺得小說寫到這樣簡潔這樣深遠,真可以當詩下酒了,難怪楊牧點出“當年劉大任的詩勾劃著小說的情節,如今他的小說為我們兌現了詩的承諾”。大任說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賈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下筆於是不惜削、刪、減、縮;真是妙喻。

愛讀Pritchett,愛讀劉大任,無非因為他們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時代裡閃耀出智慧小火花的文人。當今文章粗糙浮淺成風,讀到這些又綿密又雋永的作品,終於教人想起倫敦法學協會內殿中殿裡天天早晚照料一百○二盞煤氣燈的那位老頭。倫敦城裡聽說還有一千四百盞煤氣街燈,大都裝上時間控制器自動燃熄,只有法學協會殿內這一百○二盞是靠那老頭天黑之前一盞一盞的點、天亮之後又一盞一盞的熄的,每巡總要花上一個半鐘頭。時代那麼新,方法那麼舊,想來也是為了應景:劉大任這些文人總()算寂寞了,說也堪驚!

一九八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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