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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周國平: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我的怪癖是喜歡一般哲學史不屑記載的哲學家,寧願繞開一個個曾經顯赫一時的體系的頹宮,到歷史的荒村陋巷去尋找他們的足跡。愛默生就屬於這些我頗願結識一番的哲學家之列。

我對愛默生嚮往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圖上,我早已標出那個康科特小鎮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歡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歡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准能喜歡他的這位朋友。

作為美國文藝復興的領袖和傑出的散文大師,愛默生已名垂史冊。

作為-名哲學家,他卻似乎進不了哲學的"正史"。他是一位長於靈感而拙于體系的哲學家。他的"體系",所謂超驗主義,如今在美國恐怕也沒有人認真看待了。如果我試圖對他的體系作一番條分縷析的解說,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靈感的啟發,隨手寫下我的感觸。超驗主義死了,但愛默生的智慧永存。

也許沒有一個哲學家不是在實際上試圖建立某種體系,賦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聲稱反對體系的哲學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會屈從於任何公式,沒有一個體系能夠萬古長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會被體系的廢墟掩埋,一旦除去體系的虛飾,它們反以更加純粹的面貌出現在天空下,

顯示出它們與陽光、土地、生命的堅實聯繫,在我們心中喚起親切的迴響。

愛默生相信,人心與宇宙之間有著對應關係,所以每個人憑內心體驗就可以認識自然和歷史的真理。這就是他的超驗主義,有點像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學。人心與宇宙之間究竟有沒有對應關係,這是永遠無法在理論上證實或駁倒的。一種形而上學不過是一種信仰,其作用只是用來支持一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我寧可直接面對這種人生態度和價值立場,而不去追究它背後的形而上學信仰。於是我看到,愛默生想要表達的是他對人性完美發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學是一首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個性解放的讚美詩。

但愛默生的人道主義不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單純回聲。他生活在十九世紀,和同時代少數幾個偉大思想家一樣,他也是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的先知先覺者。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但在現實中卻成了碎片。"社會是這樣一種狀態,每一個人都像是從身上鋸下來的一段肢體,昂然地走來走去,許多怪物--一個好手指,一個頸項,一個胃,一個肘彎,但是從來不是一個人。"我想起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中對人的異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話:"我的目光從今天望到過去,發現比比皆是:碎片、斷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沒有人!"他們的理論歸宿當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樣熱烈懷抱著人性全面發展的理想。

往往有這種情況:同一種激情驅使人們從事理論探索,結果卻找到了不同的理論,甚至彼此成為思想上的敵人。但是,真的是敵人嗎?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的天性中都蘊藏著大自然賦予的創造力。把這個觀點運用到讀書上,愛默生提倡一種"創造性的閱讀"。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當作正文,把書籍當作注解;聽別人發言是為了使自己能說話;以一顆活躍的靈魂,為獲得靈感而讀書。

幾乎一切創造欲強烈的思想家都對書籍懷著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談到"文殛",即因讀書過多而被文字之斧砍傷,喪失了創造力。叔本華把讀書太濫譬作將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愛默生也說:"我寧願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

而不願意被它的吸力扭曲過來,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軌道外面,使我成為一顆衛星,而不是一個宇宙。"

許多人熱心地請教讀書方法,可是如何讀書其實是取決於整個人生態度的。開券有益,也可能有害。過去的天才可以成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為壓抑自己的偶像。愛默生俏皮地寫道:"溫順的青年人在圖書館裡長大,他們相信他們的責任是應當接受西塞羅、洛克、培根的意見;他們忘了西塞羅、洛克與培根寫這些書的時候,也不過是圖書館裡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時圖書館的藏書比現在少得多,否則他們也許成不了西塞羅、洛克、培根了。

好的書籍是朋友,但也僅僅是朋友。與好友會晤是快事,

但必須自己有話可說,才能真正快樂。一個愚鈍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對他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坐在一群才華橫溢的朋友中間,不過是一具木偶,一個諷刺,一種折磨。每人都是一個神,然後才有奧林匹斯神界的歡聚。

我們讀一本書,讀到精彩處,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聲來:這是我的思想,這正是我想說的,被他偷去了!有時候真是難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喚醒了,失落的記憶找回了,朦朧的思緒清晰了。其餘一切,只是死的"知識",也就是說,只是外在於靈魂有機生長過程的無機物。

我曾經計算過,盡我有生之年,每天讀一本書,連我自己的藏書也讀不完。何況還不斷購進新書,何況還有圖書館裡難計其數的書。這真有點令人絕望。可是,寫作衝動一上來,這一切全忘了。愛默生說得漂亮:"當一個人能夠直接閱讀上帝的時候,那時間太寶貴了,不能夠浪費在別人閱讀後的抄本上。"只要自已有旺盛的創作欲,無暇讀別人寫的書也許是一種幸運呢。

有兩種自信:一種是人格上的獨立自主,藐視世俗的輿論和功利;一種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遠自以為是,自我感覺好極了。我讚賞前一種自信,對後一種自信則總是報以幾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總要有所依託,否則會空虛無聊。有兩樣東西似乎是公認的人生支柱,在講究實際的人那裡叫職業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裡叫事業和愛情。食色性也,職業和家庭是社會認可的滿足人的兩大欲望的手段,當然不能說它們庸俗。然而,職業可能不稱心,家庭可能不美滿,欲望是滿足了,但付出了無窮煩惱的代價。至於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幸福,儘管令人嚮往之至,卻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這兩樣東西,還是不能擺脫空虛之感。

所以,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你誠然不能脫離社會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會建築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紮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拋下自己的錨。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僅僅依附於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極其美好的事物,順利時也許看不出他的內在空虛,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風浪,例如社會動亂,事業挫折,親人亡故,失戀,等等,就會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潰。正如愛默生所說:"然而事實是:他早已是一隻漂流著的破船,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愛默生寫有長文熱情歌頌愛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詩:為愛犧牲一切,

服從你的心;

朋友,親戚,時日,

名譽,財產,

計畫,信用與靈感,

什麼都能放棄。

為愛離棄一切;

然而,你聽我說:……

你須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個的未來,

讓它們絕對自由,

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

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歡,你還她自由。

你應當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來了。

世事的無常使得古來許多賢哲主張退隱自守,清靜無為,無動於衷。我厭惡這種哲學。我喜歡看見人們生氣勃勃地創辦事業,如癡如醉地墮入情網,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記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屬於你自己。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安全的場所,其中珍藏著你最珍貴的寶物,任何災禍都不能侵犯它。心靈是一本奇特的帳簿,只有收入,沒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歡樂,都化作寶貴的體驗記入它的收入欄中。是的,連痛苦也是一種收入。人仿佛有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到世界上去奮鬥,去追求,也許凱旋,也許敗歸,另一個自我便含著寧靜的微笑,把這遍體汗水和血跡的哭著笑著的自我迎回家來,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連敗歸者也有一份。

愛默生讚賞兒童身上那種不怕沒得飯吃、說話做事從不半點隨人的王公貴人派頭。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別人的觀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個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後,又會返璞歸真,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會的成規習見,把它們揚棄了。

還有一點餘興,也一併寫下。有句成語叫大智若愚。人類精神的這種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還可以舉出大善若惡,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嚴肅若輕浮。在愛默生的書裡,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證。

悲劇是深刻的,領悟悲劇也()須有深刻的心靈。"性情淺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僅只是演說式的做作。"然而這不是悲劇。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一個人的靈魂深淺。有的人一生接連遭到不幸,卻未嘗體驗過真正的悲劇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風順的人也可能經歷巨大的內心悲劇。一切高貴的情感都羞於表白,一切深刻的體驗都拙於言辭。大悲者會以笑謔嘲弄命運,以歡容掩飾哀傷。丑角也許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愛默生舉了一個例子:正當喜劇演員卡裡尼使整個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斷肚腸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去找城裡的一個醫生,治療他致命的憂鬱症。醫生勸他到戲院去看卡裡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裡尼。"

與此相類似,最高的嚴肅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臘人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愛默生引用普魯塔克的話說:"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別人嚴肅認真地做的事,這是最高的智慧。"正經不是嚴肅,就像教條不是真理一樣。真理用不著板起面孔來增添它的權威。在那些一本正經的人中間,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不,他們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權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寬容,願意用一個玩笑替受窘的對手解圍,給正經的論敵一個教訓。他以詼諧的口吻談說真理,仿佛故意要減弱他的發現的重要性,以便只讓它進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潰的時代,那些佯癲裝瘋的狂人倒是一些太嚴肅地對待其信仰的人。魯迅深知此中之理,說嵇康、阮籍表面上毀壞禮教,實則倒是太相信禮教,因為不滿意當權者利用和褻瀆禮教,才以反禮教的過激行為發洩內心憤想。其實,在任何信仰體制之下,多數人並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罷了。於是過分認真的人就起而論究是非,闡釋信仰之真諦,結果被視為異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沒有信仰的人以維護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當作邪教徒燒死的歷史。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敵人之手。所以,愛默生說,偉大的有信仰的人永遠被目為異教徒,終於被迫以一連串的懷疑論來表現他的信念。懷疑論實在是過於認真看待信仰或知識的結果。蘇格拉底為了弄明智慧的實質,遍訪雅典城裡號稱有智慧的人,結果發現他們只是在那裡盲目自信,其實並無智慧。他到頭來認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為何物,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哲學史上的懷疑論者大抵都是太認真地要追究人類認識的可靠性,結果反而疑團叢生。

周國平:幸福的悖論

把幸福作為研究課題是一件冒險的事。"幸福"一詞的意義過於含混,幾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嚮往而不可得的境界稱作"幸福",但不同的人所嚮往的境界又是多麼不同。哲學家們提出過種種幸福論,可以擔保的是,沒有一種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至於形形色色所謂幸福的"秘訣",如果不是江湖騙方,也至多是一些老生常談罷了。

幸福是一種太不確定的東西。一般人把願望的實現視為幸福,可是,一旦願望實現了,就真感到幸福麼?薩特一生可謂功成願遂,常人最企望的兩件事,愛情的美滿和事業的成功,他幾乎都毫無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卻說:"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它又讓我認識到這沒多大意思。不過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對一切關於幸福的抽象議論都不屑一顧,而對一切許諾幸福的翔實方案則簡直要嗤之以鼻了。

最近讀莫洛亞的《人生五大問題》,最後一題也是"論幸福"。但在前四題中,他對與人生幸福密切相關的問題,包括愛情和婚姻,家庭,友誼,社會生活,作了生動透剔的論述,令人讀而不倦。幸福問題的討論歷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方面,關係到幸福的客觀條件,另一是心理方面,關係到幸福的主觀體驗。作為一位優秀的傳記和小說作家,莫洛亞的精彩之處是在後一方面。就社會方面而言,他的見解大體是肯定傳統的,但由於他體察人類心理,所以並不失之武斷,給人留下了思索和選擇的餘地。

自古以來,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愛情和婚姻始終被視為個人幸福之命脈所系。多少幸福或不幸的喟歎,都緣此而起。按照孔德的說法,女人是感情動物,愛情和婚姻對於女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即使是行動動物的男人,在事業上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倘若在愛情和婚姻上失敗了,他仍然會覺得自己非常不幸。

可是,就在這個人們最期望得到幸福的領域裡,卻很少有人敢於宣稱自己是真正幸福的。誠然,熱戀中的情人個個都覺得自己是幸福女神的寵兒,但並非人人都能得到熱戀的機遇,有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品嘗過個中滋味。況且熱戀未必導致美滿的婚姻,婚後的失望、爭吵、厭倦、平淡、麻木幾乎是常規,終身如戀人一樣繾綣的夫妻畢竟只是幸運的例外。

從理論上說,每一個人在異性世界中都可能有一個最佳物件,一個所謂的"惟一者"、"獨一無二者",或如吉卜林的詩所雲,"一千人中之一人"。但是,人生短促,人海茫茫,這樣兩個人相遇的幾率差不多等於零。如果把幸福寄託在這相遇上,幸福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事實上,愛情並不如此苛求,冥冥中也並不存在非此不可的命定姻緣。正如莫洛亞所說:"如果因了種種偶然(按:應為必然)之故,一個求愛者所認為獨一無二的物件從未出現,那麼,差不多近似的愛情也會在另一個對象身上感到。"期待中的"惟一者",會化身為千百種形象向一個渴望愛情的人走來。也許愛情永遠是個謎,任何人無法說清自己所期待的"惟一者"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只有到了墮入情網,陶醉於愛情的極樂,一個人才會驚喜地向自己的情人喊道:"你就是我一直期待著的那個人,就是那個惟一者。"

究竟是不是呢?

也許是的。這並非說,他們之間有一種宿命,註定不可能愛上任何別人。不,如果他們不相遇,他們仍然可能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自己的"惟一者"。然而,強烈的感情經驗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理結構,從而改變了他們與其他可能的物件之間的關係。猶如經過一次化合反應,他們都已經不是原來的元素,因而不可能再與別的元素發生相似的反應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靈的愛情,而且只有少數人得此幸遇。

也許不是。因為"惟一者"本是癡情的造影,一旦癡情消退,就不再成其"惟一者"了。莫洛亞引哲學家桑塔耶那的話說:"愛情的十分之九是由愛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愛的對象。"凡是經歷過熱戀的人都熟悉愛情的理想化力量,幻想本是愛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現實的愛情算不上愛情。最熱烈的愛情總是在兩個最富於幻想的人之間發生,不過,同樣真實的是,他們也最容易感到幻滅。如果說普通人是因為運氣不佳而不能找到意中人,那麼,藝術家則是因為期望過高而對愛情失望的。愛情中的理想主義往往導致拜倫式的感傷主義,又進而導致縱欲主義,唐璜有過一千零三個情人,但他仍然沒有找到他的"惟一者",他註定找不到。

無幻想的愛情太平庸,基於幻想的愛情太脆弱,幸福的愛情究竟可能嗎?我知道有一種真實,它能不斷地激起幻想,有一種幻想,它能不斷地化為真實。我相信,幸福的愛情是一種能不斷地激起幻想、又不斷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實。

愛情是無形的,只存在於戀愛者的心中,即使人們對於愛情的感受有千萬差別,但在愛情問題上很難作認真的爭論。婚姻就不同了,因為它是有形的社會制度,立廢取捨,人是有主動權的。隨著文明的進展,關於婚姻利弊的爭論愈演愈烈。有一派人認為婚姻()違背人性,束縛自由,敗壞或扼殺愛情,本質上是不可能幸福的。莫洛亞引婚姻反對者的話說:"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的水準而生活的。"此言可謂刻薄。但莫洛亞本人持贊成婚姻的立場,認為婚姻是使愛情的結合保持相對穩定的惟一方式。只是他把藝術家算作了例外。

在擁護婚姻的一派人中,對於婚姻與愛情的關係又有不同看法。兩個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尼采和羅素,都要求把愛情與婚姻區分開來,反對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主張婚姻以優生和培育後代為基礎,同時保持婚外愛情的自由。法國哲學家阿蘭認為,婚姻的基礎應是逐漸取代愛情的友誼。莫洛亞修正說:"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誼必得與愛情融和一起。"也許這是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愛情基於幻想和衝動,因而愛情的婚姻結局往往不幸。但是,無愛情的婚姻更加不幸。僅以友誼為基礎的夫婦關係誠然彬彬有禮,但未免失之冷

靜。保持愛情的陶醉和熱烈,輔以友誼的寬容和尊重,從而除去愛情難免會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愛情基礎的方法。不過,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其中誠如莫洛亞所說必須有誠意,但單憑誠意又不夠。愛情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卻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結果,因而更難達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話也可解為:千百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婚姻的不幸,但沒有一種因素可以單獨造成幸福的婚姻。結婚不啻是把愛情放到瑣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經受考驗。莫洛亞說得好,準備這樣做的人不可抱著買獎券僥倖中頭彩的念頭,而必須像藝術家創作一部作品那樣,具有一定要把這部艱難的作品寫成功的決心。

何況還有圖書館裡難計其數的書。這真有點令人絕望。可是,寫作衝動一上來,這一切全忘了。愛默生說得漂亮:"當一個人能夠直接閱讀上帝的時候,那時間太寶貴了,不能夠浪費在別人閱讀後的抄本上。"只要自已有旺盛的創作欲,無暇讀別人寫的書也許是一種幸運呢。

有兩種自信:一種是人格上的獨立自主,藐視世俗的輿論和功利;一種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遠自以為是,自我感覺好極了。我讚賞前一種自信,對後一種自信則總是報以幾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總要有所依託,否則會空虛無聊。有兩樣東西似乎是公認的人生支柱,在講究實際的人那裡叫職業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裡叫事業和愛情。食色性也,職業和家庭是社會認可的滿足人的兩大欲望的手段,當然不能說它們庸俗。然而,職業可能不稱心,家庭可能不美滿,欲望是滿足了,但付出了無窮煩惱的代價。至於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幸福,儘管令人嚮往之至,卻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這兩樣東西,還是不能擺脫空虛之感。

所以,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你誠然不能脫離社會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會建築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紮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拋下自己的錨。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僅僅依附於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極其美好的事物,順利時也許看不出他的內在空虛,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風浪,例如社會動亂,事業挫折,親人亡故,失戀,等等,就會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潰。正如愛默生所說:"然而事實是:他早已是一隻漂流著的破船,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愛默生寫有長文熱情歌頌愛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詩:為愛犧牲一切,

服從你的心;

朋友,親戚,時日,

名譽,財產,

計畫,信用與靈感,

什麼都能放棄。

為愛離棄一切;

然而,你聽我說:……

你須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個的未來,

讓它們絕對自由,

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

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歡,你還她自由。

你應當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來了。

世事的無常使得古來許多賢哲主張退隱自守,清靜無為,無動於衷。我厭惡這種哲學。我喜歡看見人們生氣勃勃地創辦事業,如癡如醉地墮入情網,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記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屬於你自己。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安全的場所,其中珍藏著你最珍貴的寶物,任何災禍都不能侵犯它。心靈是一本奇特的帳簿,只有收入,沒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歡樂,都化作寶貴的體驗記入它的收入欄中。是的,連痛苦也是一種收入。人仿佛有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到世界上去奮鬥,去追求,也許凱旋,也許敗歸,另一個自我便含著寧靜的微笑,把這遍體汗水和血跡的哭著笑著的自我迎回家來,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連敗歸者也有一份。

愛默生讚賞兒童身上那種不怕沒得飯吃、說話做事從不半點隨人的王公貴人派頭。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別人的觀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個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後,又會返璞歸真,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會的成規習見,把它們揚棄了。

還有一點餘興,也一併寫下。有句成語叫大智若愚。人類精神的這種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還可以舉出大善若惡,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嚴肅若輕浮。在愛默生的書裡,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證。

悲劇是深刻的,領悟悲劇也()須有深刻的心靈。"性情淺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僅只是演說式的做作。"然而這不是悲劇。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一個人的靈魂深淺。有的人一生接連遭到不幸,卻未嘗體驗過真正的悲劇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風順的人也可能經歷巨大的內心悲劇。一切高貴的情感都羞於表白,一切深刻的體驗都拙於言辭。大悲者會以笑謔嘲弄命運,以歡容掩飾哀傷。丑角也許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愛默生舉了一個例子:正當喜劇演員卡裡尼使整個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斷肚腸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去找城裡的一個醫生,治療他致命的憂鬱症。醫生勸他到戲院去看卡裡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裡尼。"

與此相類似,最高的嚴肅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臘人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愛默生引用普魯塔克的話說:"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別人嚴肅認真地做的事,這是最高的智慧。"正經不是嚴肅,就像教條不是真理一樣。真理用不著板起面孔來增添它的權威。在那些一本正經的人中間,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不,他們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權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嚴肅思考過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寬容,願意用一個玩笑替受窘的對手解圍,給正經的論敵一個教訓。他以詼諧的口吻談說真理,仿佛故意要減弱他的發現的重要性,以便只讓它進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潰的時代,那些佯癲裝瘋的狂人倒是一些太嚴肅地對待其信仰的人。魯迅深知此中之理,說嵇康、阮籍表面上毀壞禮教,實則倒是太相信禮教,因為不滿意當權者利用和褻瀆禮教,才以反禮教的過激行為發洩內心憤想。其實,在任何信仰體制之下,多數人並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罷了。於是過分認真的人就起而論究是非,闡釋信仰之真諦,結果被視為異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沒有信仰的人以維護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當作邪教徒燒死的歷史。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敵人之手。所以,愛默生說,偉大的有信仰的人永遠被目為異教徒,終於被迫以一連串的懷疑論來表現他的信念。懷疑論實在是過於認真看待信仰或知識的結果。蘇格拉底為了弄明智慧的實質,遍訪雅典城裡號稱有智慧的人,結果發現他們只是在那裡盲目自信,其實並無智慧。他到頭來認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為何物,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哲學史上的懷疑論者大抵都是太認真地要追究人類認識的可靠性,結果反而疑團叢生。

周國平:幸福的悖論

把幸福作為研究課題是一件冒險的事。"幸福"一詞的意義過於含混,幾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嚮往而不可得的境界稱作"幸福",但不同的人所嚮往的境界又是多麼不同。哲學家們提出過種種幸福論,可以擔保的是,沒有一種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至於形形色色所謂幸福的"秘訣",如果不是江湖騙方,也至多是一些老生常談罷了。

幸福是一種太不確定的東西。一般人把願望的實現視為幸福,可是,一旦願望實現了,就真感到幸福麼?薩特一生可謂功成願遂,常人最企望的兩件事,愛情的美滿和事業的成功,他幾乎都毫無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卻說:"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它又讓我認識到這沒多大意思。不過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對一切關於幸福的抽象議論都不屑一顧,而對一切許諾幸福的翔實方案則簡直要嗤之以鼻了。

最近讀莫洛亞的《人生五大問題》,最後一題也是"論幸福"。但在前四題中,他對與人生幸福密切相關的問題,包括愛情和婚姻,家庭,友誼,社會生活,作了生動透剔的論述,令人讀而不倦。幸福問題的討論歷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方面,關係到幸福的客觀條件,另一是心理方面,關係到幸福的主觀體驗。作為一位優秀的傳記和小說作家,莫洛亞的精彩之處是在後一方面。就社會方面而言,他的見解大體是肯定傳統的,但由於他體察人類心理,所以並不失之武斷,給人留下了思索和選擇的餘地。

自古以來,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愛情和婚姻始終被視為個人幸福之命脈所系。多少幸福或不幸的喟歎,都緣此而起。按照孔德的說法,女人是感情動物,愛情和婚姻對於女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即使是行動動物的男人,在事業上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倘若在愛情和婚姻上失敗了,他仍然會覺得自己非常不幸。

可是,就在這個人們最期望得到幸福的領域裡,卻很少有人敢於宣稱自己是真正幸福的。誠然,熱戀中的情人個個都覺得自己是幸福女神的寵兒,但並非人人都能得到熱戀的機遇,有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品嘗過個中滋味。況且熱戀未必導致美滿的婚姻,婚後的失望、爭吵、厭倦、平淡、麻木幾乎是常規,終身如戀人一樣繾綣的夫妻畢竟只是幸運的例外。

從理論上說,每一個人在異性世界中都可能有一個最佳物件,一個所謂的"惟一者"、"獨一無二者",或如吉卜林的詩所雲,"一千人中之一人"。但是,人生短促,人海茫茫,這樣兩個人相遇的幾率差不多等於零。如果把幸福寄託在這相遇上,幸福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事實上,愛情並不如此苛求,冥冥中也並不存在非此不可的命定姻緣。正如莫洛亞所說:"如果因了種種偶然(按:應為必然)之故,一個求愛者所認為獨一無二的物件從未出現,那麼,差不多近似的愛情也會在另一個對象身上感到。"期待中的"惟一者",會化身為千百種形象向一個渴望愛情的人走來。也許愛情永遠是個謎,任何人無法說清自己所期待的"惟一者"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只有到了墮入情網,陶醉於愛情的極樂,一個人才會驚喜地向自己的情人喊道:"你就是我一直期待著的那個人,就是那個惟一者。"

究竟是不是呢?

也許是的。這並非說,他們之間有一種宿命,註定不可能愛上任何別人。不,如果他們不相遇,他們仍然可能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自己的"惟一者"。然而,強烈的感情經驗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理結構,從而改變了他們與其他可能的物件之間的關係。猶如經過一次化合反應,他們都已經不是原來的元素,因而不可能再與別的元素發生相似的反應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靈的愛情,而且只有少數人得此幸遇。

也許不是。因為"惟一者"本是癡情的造影,一旦癡情消退,就不再成其"惟一者"了。莫洛亞引哲學家桑塔耶那的話說:"愛情的十分之九是由愛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愛的對象。"凡是經歷過熱戀的人都熟悉愛情的理想化力量,幻想本是愛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現實的愛情算不上愛情。最熱烈的愛情總是在兩個最富於幻想的人之間發生,不過,同樣真實的是,他們也最容易感到幻滅。如果說普通人是因為運氣不佳而不能找到意中人,那麼,藝術家則是因為期望過高而對愛情失望的。愛情中的理想主義往往導致拜倫式的感傷主義,又進而導致縱欲主義,唐璜有過一千零三個情人,但他仍然沒有找到他的"惟一者",他註定找不到。

無幻想的愛情太平庸,基於幻想的愛情太脆弱,幸福的愛情究竟可能嗎?我知道有一種真實,它能不斷地激起幻想,有一種幻想,它能不斷地化為真實。我相信,幸福的愛情是一種能不斷地激起幻想、又不斷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實。

愛情是無形的,只存在於戀愛者的心中,即使人們對於愛情的感受有千萬差別,但在愛情問題上很難作認真的爭論。婚姻就不同了,因為它是有形的社會制度,立廢取捨,人是有主動權的。隨著文明的進展,關於婚姻利弊的爭論愈演愈烈。有一派人認為婚姻()違背人性,束縛自由,敗壞或扼殺愛情,本質上是不可能幸福的。莫洛亞引婚姻反對者的話說:"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的水準而生活的。"此言可謂刻薄。但莫洛亞本人持贊成婚姻的立場,認為婚姻是使愛情的結合保持相對穩定的惟一方式。只是他把藝術家算作了例外。

在擁護婚姻的一派人中,對於婚姻與愛情的關係又有不同看法。兩個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尼采和羅素,都要求把愛情與婚姻區分開來,反對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主張婚姻以優生和培育後代為基礎,同時保持婚外愛情的自由。法國哲學家阿蘭認為,婚姻的基礎應是逐漸取代愛情的友誼。莫洛亞修正說:"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誼必得與愛情融和一起。"也許這是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愛情基於幻想和衝動,因而愛情的婚姻結局往往不幸。但是,無愛情的婚姻更加不幸。僅以友誼為基礎的夫婦關係誠然彬彬有禮,但未免失之冷

靜。保持愛情的陶醉和熱烈,輔以友誼的寬容和尊重,從而除去愛情難免會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愛情基礎的方法。不過,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其中誠如莫洛亞所說必須有誠意,但單憑誠意又不夠。愛情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卻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結果,因而更難達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話也可解為:千百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婚姻的不幸,但沒有一種因素可以單獨造成幸福的婚姻。結婚不啻是把愛情放到瑣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經受考驗。莫洛亞說得好,準備這樣做的人不可抱著買獎券僥倖中頭彩的念頭,而必須像藝術家創作一部作品那樣,具有一定要把這部艱難的作品寫成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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