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港灣

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艾倫·朗格:與歲月對抗的力量


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艾倫·朗格:獲得一種與歲月對抗的力量

在歲月面前,我們真的無能為力嗎?將一個人的心理時鐘倒撥20年,有可能嗎?在這裡,心理學將為我們發現這種“可能”。

可能心理學 

心理學家艾倫·朗格(Ellen J. Langer) 教授生於1947年3月25日,今年68歲,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獲得教授席位的女性。

朗格教授用一詞之差來解釋她的研究與傳統心理學之間的差異:傳統心理學研究的是“什麼”,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麼”。

她將自己的研究稱為“可能性心理學”,

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尋找個別的可能性。

朗格教授熱愛網球。年輕的時候,她摔斷了腳踝,醫生說她從此會瘸腿,再也不能打網球了。但現在她雙腿健康,仍然在打網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學”的實踐,使這位心理學家將身體和心靈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度過了一段非凡的歲月。

她覺得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她不敢嘗試的。當別人告訴她“不”的時候,

她一定會反問一句“為什麼不?”

什麼是專注力?

“可能性心理學”的第一個假設是,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或者能變成什麼,一切皆有可能。

但人是習慣的動物。我們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觀、慣例、偏見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們的很多行為往往是先入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當然的結果,而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或者認知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過一個“影印機”實驗:幾個人在排隊複印東西,實驗者問前面的人能不能讓他先複印。只要這個實驗者給出了理由,人們通常都允許他插隊。有趣的是,這個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卻並不重要。無論你說“對不起,我趕時間”,或者“對不起,我想複印檔”,人們的反應是一樣的。

“並不是他們沒聽見你說什麼。”朗格教授說,“而是他們根本沒意識到你說了什麼。”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行為都是像影印機實驗裡的那種“自動”狀態下做出的。

所以,我們需要時不時地停下腳步,思考一下我們正在做什麼,在某個情境下是怎麼反應的,為什麼會這樣的反應?還有沒有別的選擇?這就是所謂的“專注力”。在她的學術生涯中,這是一個核心概念。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專注力”其實是一種很簡單的實踐——留意新事物,積極尋找差異。無論是關於你自己的,

還是關於周邊環境的,無論這個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是很聰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樣的,就會將你置於“當下”的狀態,讓你對人和環境重新敏感起來,向新的可能性敞開,形成新的視角。而那些我們多年來稱之為“智慧”的東西也會變得可疑起來。

為了適於生存,我們的腦海裡保存了無數的規則與分類,以快速有效地指導當下的行為。這也是文化對人的教化功能——通過傳達“絕對”的概念,我們的文化得以代代相傳。這無疑帶來了穩定,但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很多時候,情境已經變化了,我們還一如既往地堅持著那些規則和分類,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

從這個角度而言,“專注力”是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它並不意味著否定,而是存疑和追問,從傳統、權威、成見、慣例、約定俗成中,收復自己的頭腦,對塞給自己的信條問一句,“真的嗎?”“為什麼?”“萬一呢?”

朗格教授認為傳統醫學的問題也在於此。醫學是一種不完美的科學,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種抽象的數學概念,但到了病人那裡,卻經常被作為唯一的正確答案接受下來。事實上,任何一種疾病,一旦落到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沒有一個人是概率,沒有一個人是“大多數”。

“我並不反對傳統醫學。”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對對醫學測試和醫生的無條件信任與依賴,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意識狀態——我們太容易接受一種疾病的標籤了,比如癌症、抑鬱症等。”

“現代人應該對‘不確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說,“‘不確定性’才是現實世界的本質狀態。現實從來不是靜止的,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旦我們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縛在文化、範疇、語言和思維模式的陷阱裡,就會發現,人生中我們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樂,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返老還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將開拍的好萊塢新片《倒時鐘》中,詹妮弗·安妮斯頓將出演朗格教授,電影主線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個實驗。

一個匹茲堡的老修道院裡,朗格教授和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這個地方被佈置得與20年前一模一樣。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讓他們在這裡生活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裡,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誌,討論卡斯楚在古巴的軍事行動,美國第一次發射人造衛星。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的生活,比如一起佈置餐桌,收拾碗筷。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扶著走路。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必須遵循現在時——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組用的是過去時——用懷舊的方式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實驗結果是,兩組老人的身體素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他們剛出現在朗格的辦公室時,大都是家人陪著來的,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一個星期後,他們的視力、聽力、記憶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血壓降低了,平均體重增加了3磅,步態、體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不過,相比之下,實驗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進步更加驚人,他們的關節更加柔韌,手腳更加敏捷,在智力測試中得分更高,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局外人被請來看他們實驗前後的照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來,關於這個實驗的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過。畢竟,這是一個田野實驗,因為缺乏實驗室的控制,一個結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難以解釋,那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的大腦和身體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歲,於是身體做出了相應的配合。為了維持時間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專注力”,即更有意識的“活在當下”,因此他們的改善更明顯。雖然不至於“返老還童”,但這個實驗至少證明了,我們生命最後階段的衰老並非是不可逆轉的。

“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她接著說,“老年人的虛弱、無助、多病,常常是一種習得性無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關於衰老的很多思維定式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腦活躍程度與20多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區別。他們在短期記憶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資訊處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應差于年輕人。那麼,到底是什麼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

根據朗格教授的分析,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崇拜青春而厭棄老年的社會。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與此同時,我們固執而輕率地認定衰老和能力減弱有著必然的聯繫。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式往往極具殺傷力。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而很少再去尋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許是我們失去了記憶的動機和意圖?

事實上,很多心理實驗都證實,一個人衰老的速度與環境暗示很有關係。與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結婚,往往長壽;相反,與一個比自己年老的人結婚,往往短壽。社會經常規定了,什麼樣的年齡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否則就是為老不尊。因此一個經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顯老,因為制服沒有老少之分,沒有年齡暗示。

“如果我們不是將‘變老’看成是一種時間的遺失,一條單向的下坡路,而是一個時間的過程,一種自然的變化,我們會發現年老的許多好處。”

在20多年前的一個養老院的實驗中,她發現,當一個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時,比如他能決定在哪裡招待客人,玩什麼娛樂節目,自己照顧房間裡的植物,他會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顧的老人更加快樂,更愛社交,記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問朗格教授,是否想過讓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著說:“如果你是一個懂得專注力的人,年齡從來不是問題。無論你20歲,30歲,或者60歲,你都是在體驗當下,你在自己的時間裡加入生命的體驗。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 
我們的文化得以代代相傳。這無疑帶來了穩定,但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很多時候,情境已經變化了,我們還一如既往地堅持著那些規則和分類,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

從這個角度而言,“專注力”是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它並不意味著否定,而是存疑和追問,從傳統、權威、成見、慣例、約定俗成中,收復自己的頭腦,對塞給自己的信條問一句,“真的嗎?”“為什麼?”“萬一呢?”

朗格教授認為傳統醫學的問題也在於此。醫學是一種不完美的科學,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種抽象的數學概念,但到了病人那裡,卻經常被作為唯一的正確答案接受下來。事實上,任何一種疾病,一旦落到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沒有一個人是概率,沒有一個人是“大多數”。

“我並不反對傳統醫學。”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對對醫學測試和醫生的無條件信任與依賴,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意識狀態——我們太容易接受一種疾病的標籤了,比如癌症、抑鬱症等。”

“現代人應該對‘不確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說,“‘不確定性’才是現實世界的本質狀態。現實從來不是靜止的,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旦我們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縛在文化、範疇、語言和思維模式的陷阱裡,就會發現,人生中我們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樂,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返老還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將開拍的好萊塢新片《倒時鐘》中,詹妮弗·安妮斯頓將出演朗格教授,電影主線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個實驗。

一個匹茲堡的老修道院裡,朗格教授和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這個地方被佈置得與20年前一模一樣。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讓他們在這裡生活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裡,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誌,討論卡斯楚在古巴的軍事行動,美國第一次發射人造衛星。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的生活,比如一起佈置餐桌,收拾碗筷。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扶著走路。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必須遵循現在時——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組用的是過去時——用懷舊的方式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實驗結果是,兩組老人的身體素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他們剛出現在朗格的辦公室時,大都是家人陪著來的,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一個星期後,他們的視力、聽力、記憶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血壓降低了,平均體重增加了3磅,步態、體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不過,相比之下,實驗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進步更加驚人,他們的關節更加柔韌,手腳更加敏捷,在智力測試中得分更高,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局外人被請來看他們實驗前後的照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來,關於這個實驗的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過。畢竟,這是一個田野實驗,因為缺乏實驗室的控制,一個結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難以解釋,那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的大腦和身體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歲,於是身體做出了相應的配合。為了維持時間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專注力”,即更有意識的“活在當下”,因此他們的改善更明顯。雖然不至於“返老還童”,但這個實驗至少證明了,我們生命最後階段的衰老並非是不可逆轉的。

“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她接著說,“老年人的虛弱、無助、多病,常常是一種習得性無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關於衰老的很多思維定式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腦活躍程度與20多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區別。他們在短期記憶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資訊處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應差于年輕人。那麼,到底是什麼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

根據朗格教授的分析,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崇拜青春而厭棄老年的社會。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與此同時,我們固執而輕率地認定衰老和能力減弱有著必然的聯繫。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式往往極具殺傷力。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而很少再去尋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許是我們失去了記憶的動機和意圖?

事實上,很多心理實驗都證實,一個人衰老的速度與環境暗示很有關係。與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結婚,往往長壽;相反,與一個比自己年老的人結婚,往往短壽。社會經常規定了,什麼樣的年齡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否則就是為老不尊。因此一個經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顯老,因為制服沒有老少之分,沒有年齡暗示。

“如果我們不是將‘變老’看成是一種時間的遺失,一條單向的下坡路,而是一個時間的過程,一種自然的變化,我們會發現年老的許多好處。”

在20多年前的一個養老院的實驗中,她發現,當一個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時,比如他能決定在哪裡招待客人,玩什麼娛樂節目,自己照顧房間裡的植物,他會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顧的老人更加快樂,更愛社交,記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問朗格教授,是否想過讓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著說:“如果你是一個懂得專注力的人,年齡從來不是問題。無論你20歲,30歲,或者60歲,你都是在體驗當下,你在自己的時間裡加入生命的體驗。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